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格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“罗尔沙赫氏”测试剂。通过他，我们看到了我自己珍视或者鄙视的东西，这取决于我们的个人视角，取决于被这个时代强化的，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视角。
那些称赞他的人，敬佩他的勇气，能以如此公开的方式，如此不屈不妥协的态度挑战权威，尤其是挑战华尔街的道德观。而另外一些人则更看重忠诚，他们认为格雷只想出名，坚持好的雇员不会对雇主说三道四。违背忠诚原则的代价是惨重的，格雷公开辞职的那天，高盛的股票市值蒸发了21 .5亿美元，意味着他说出一个字，前雇主就要付出170万美元代价，现在高盛市值虽然恢复了一些，但依然遭遇重大损失。
“客户的利益永远被置于次要，公司运作的首要目的是赚钱。”这是格雷的原话，他警告这种道德退步将危及高盛的长远经营，称这已成为一种实质威胁，破坏了客户和公司关系，并形成一种“具有毒性和摧毁性”的企业环境。
一个人如果先具有服务的精神，再有领导的欲望，和那种一来就想当领导的人是完全不同的，后者或者需要非正常的权力推动力，或者喜欢获取物质利益。投资银行家成为“服务驱动型领袖”似乎不可思议，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中，华尔街的道德备受质疑，很多美国人憎恨银行家，尤其是高盛的。不仅是社区护工才会关心并服务他人，华尔街也有大批不同年龄段的“服务者”，尤其是年青一代雇员，其中包括很多婴儿潮后出生的、像格雷这一代新千年后进入职场的人，他们视服务高于利润。格雷在同一代人中是很不寻常的，在一家公司待了11年，但是他的首要价值观很符合年青一代的标准。
2011年的一项调查，51% 1981年后出生的人认为，商业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，只有39%的人说是获得利润，33岁的格雷虽然离1981年差一点，但是他的做法完全符合利他主义。这项调查同时访问了390名商业领袖，其中92%的年轻人认为成功不能完全用利润衡量，老一代商业领袖只有71%这么认为。
互联网也改变了“忠诚”的概念，年青一代在数字时代成长，手上随时有各种信息设备，他们仅忠诚于自己的价值观，公司价值观甚至是国家价值观的概念和界限，因为数字化信息无边界而模糊了。格雷当然有忠诚感，但不是对某个领导或者对某个公司，而是忠诚于自己的基础是非观，今后不管是就职于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领域，他都应该继续相信“服务驱动领导”。我们也当如此，年青一代很快将全面接管专业领域的所有权力，在财务领域，这意味着不仅是控制21.5亿美元，而是掌控更多，对于华尔街来说，这是新道德时代的来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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